20世纪是翻译学快速发展的时期，经过长期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翻译学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同学派的兴起驱动见证了翻译本体研究视角的转移，就“翻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诸多变化。不过，以往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符号、语言、文化等层面，虽然也体现在知识在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方面(蓝红军 2020；刘淑奇 2022；宁海霖 2021)，但仅仅只是将其放在翻译影响因素这一外部关系上，忽略了知识在翻译中的本体地位。而知识翻译学突破了以往翻译学研究的界限，首次将翻译本体研究的目光放在知识这一维度上，为现代翻译学研究打开了崭新视野。
知识翻译学方兴未艾，学者们就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内涵(陈大亮 2022；杨枫 2021)、知识翻译学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定位(蓝红军、陈红梅 2025；王晶 2023)、翻译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傅敬民、孙晓蓉2024；龙飘飘、蓝红军 2024)、知识翻译学的本质与翻译活动的本质(金山 2023；李瑞林 2022；刘军平 2024)、知识翻译学与知识转化(覃江华 2022；张生祥 2022)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而关于知识与其他翻译元素，比如与语言之间的互动研究还有待深入。随着知识翻译学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知识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匿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背后的知识手段成为翻译的本质和翻译活动生发的基础(张生祥 2022：65)。既然语言不再被视为翻译的本体，而让位于知识，退居为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二者之间有何关联，又是如何作用的，不禁引人深思，这就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1. 知识翻译学的内涵阐释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翻译学应运而生，掀起新一波的翻译研究热潮。2021年10月，杨枫发表《知识翻译学宣言》，宣告知识翻译学的诞生，开章明义地指出了翻译的知识本体性：“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杨枫 2021：2)。从这一定义可知，知识翻译学聚焦于知识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转换机制与规律，这与莫娜·贝克(Baker 1998：108)提出的“翻译绝非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文化与知识的传递桥梁”观点不谋而合。知识翻译学正是深入挖掘这一桥梁构建的底层逻辑，它既重视文本内知识信息的精准迁移，又关注知识在目的语语境中的适应性再生(覃江华 2022：61)。杨枫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翻译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以文化、社会和政治三个历史维度为考量，基于“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科学方法，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的复杂过程(杨枫 2023：2)。地方性知识作为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知识体系，其表述方式和概念内涵的差异使不同语言主体之间容易出现知识鸿沟，而翻译则可以弥合这一鸿沟(李瑞林 2022)，让原本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知识，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被更多人知晓并研究，从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知识的一部分。知识翻译学改变了以往以语言为翻译对象的做法，将“地方知识的世界化”视作翻译的本质。从科技文献翻译中专业术语的精准对译，到文学作品里文化典故的巧妙转译，知识翻译学涵盖了知识的翻译和翻译的知识等所有的翻译存在，开创性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知识翻译的科学谱系分类(杨枫 2021)，试图剖析各类知识如何跨越语言藩篱，实现有效流通。
2. 知识与语言在翻译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翻译是通过译者去除语境，将源语知识和源语文本转换为目标语知识和目标语文本，并重建语境呈现给读者的过程(杨朝军、炎萍 2023)。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不仅涉及语言符号的转换，更隐含着知识的传递、构建与互鉴。知识与语言必然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
2.1 知识对语言的引导与塑造
传统意义上，知识常被视为翻译过程中的“工具”，用于辅助理解与表达。然而知识并非静态客体，而是由话语实践生成的，是在话语实践中可以被谈论的东西(Foucault 1972)。在知识翻译学的视野中，知识指的是泛在的任何知识，既包括译者所掌握的源语和目的语等语言知识，也包括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以及其他与翻译过程相关的所有知识(陈传显、张宇 2023)。译者对源语的解读，对两种文本转化的操作，以及对译语的选择运用深受知识的影响。
2.1.1 知识影响译者对源语的解读
在源语认知层面，译者需要借助作为基础要素的语言知识(包含词汇、语法和语用等多个维度)，对源语的多层含义进行深度挖掘。词汇的语义特征决定该词与其他词语的搭配关系，词汇是语言表意的基本单位，语法则规定了词汇组合的规则，语用知识引导译者依据语境准确解读语义(Halliday 1978)。
需要注意的是，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并非是纯粹的语言符号的处理过程，而是需要在一定的知识框架内进行。在知识翻译学的视域下，译者首先需剥离自身语境，调用与源语相关的知识储备，以准确把握文本所传达的源语知识。“陈述是跨越语言本身的，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中有唯一的陈述集合”(Foucault 1972：79-80)。文本所传达的知识，究其根本，是由一系列“陈述”构成的网络。这意味着，译者的核心任务不再是专注于孤立的词句，而是找到隐藏在语言之下、构成源文本知识的“陈述集合”，确保由该集合所构成的“知识”能够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被理解、接受和流通。
理解源语文化知识对源语解读同样重要。“知识本身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文化又因为知识的积累和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知识”(杨枫 2021：2)，对源语文化的掌握，实质上也属于源语所在的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不同文化在历史中形成独特的认知和表达体系，以儒家“天人合一”为例，它并非一个孤立的哲学术语，而是深植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与伦理观念中的一个关键“陈述”。译者若缺乏对该文化的把握，便难以在目标语中复原其深远丰富的内涵，从而导致文化意义的扁平甚至误读。
专业领域知识同样是理解特定文本的关键，在哲学、科技、医学等高度术语化的领域中尤为如此。每一个专业术语都是该领域知识网络中的节点，对应着特定的陈述方式。以哲学领域为例，在翻译“中庸”“五行”“理气”这些中国古代哲学独有的概念时，译者需要具备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脱离领域知识的支撑，仅做字面转换，必然无法传递其真实所指，更无法在译入语中重建源语的陈述有效性。
2.1.2 知识影响源语文本向目标语文本的转化
源语向目标语的转化是一种高度精密且错综复杂的过程，知识在该过程中能协助译者跨越语言结构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重重障碍，这一转化阶段实则是将源语中的陈述方式重新植入目标语的知识话语系统，使原本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不可言说”内容变得可被谈论与接受。对比分析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结构，能揭示二者的对应关系，助力译者做出合理的转换决策(Catford 1965：21)。译者若能洞悉源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显著差异，便能在翻译时灵活切换句式，进而使译文更契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偏好。
有关翻译策略的知识赋予译者应对复杂文本转化的能力，恰当的策略实则是为目标语知识系统引入新的陈述方式，扩展其话语表达的边界。文化负载词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集中体现，包含了当地的文化、价值观、传统习俗等多方面内容，翻译时要保留地方性知识的异质性因素(Venuti 1995)，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翻译内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避免文化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跨文化交际知识在此过程中扮演解码与协调的双重角色。鉴于翻译工作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文化边界的信息迁移，译者全程都在面临着复杂的文化差异，必然会不断遭遇源自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在此情况下，文化层面的误解、翻译环节的差错，乃至原文信息的变形，都极有可能悄然出现。因此，译者需要了解源语和目的语各自的文化背景，以便能够准确理解源语中的文化内涵，并在翻译过程中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来传达这些内涵，在目标语的知识结构中重新确立源文本陈述的可接受性，从而完成有效的话语实践迁移。
2.1.3 知识影响目标语言的生成
生成的目标语言作为翻译的最终呈现，集中体现了译者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并直接决定译文的整体质量。语言表达相关知识的运用，能让译文更加流畅与自然。译者需熟练掌握多样的句式结构与修辞手法，以摆脱译文的生硬与刻板，提升文本的审美价值(许渊冲 1984)。
具备与目标语文化所适配的知识，是译文在异域文化中被理解与接收的关键。以“礼尚往来”的翻译为例，直译为reciprocity仅能传达其表面之意，无法反映内在以仁德为出发点、外在表现为相互尊重的往来关系。若套用谚语One good turn deserves another，则更可能导致这一儒家道德观念被误读为利益交换。因此，在学术探讨和哲学诠释中，不妨采用virtuous reciprocity的译法，通过virtue一词，在目标语的认知框架内来展现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和哲学高度。这一译法借助适配知识，为已有概念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原本可能“不可言说”的异域思想，变得可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语篇连贯知识则影响译文的内在逻辑与条理性，衔接词与过渡语的有效运用有助于将句子和段落组织成层次分明、可读性强的整体(章振邦等 2017)。因此，无论是汉译外还是外译汉，译者都应充分理解并灵活运用相应的衔接与过渡手段，以增强译文的层次性与逻辑性。
2.2 语言对知识的承载与限制
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语言深入地参与到知识的构建、传播与拓展全过程。文本的理解与翻译极度依赖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知识”(mutual knowledge)，即那些被公认为无需明言的文化背景、社会共识与逻辑关联(Neubert & Shreve 1992)。二者之间共同知识的重合程度，揭示了语言对知识的承载与限制这一内在机制。
2.2.1 语言对知识构建的奠基性影响
语言影响知识的组织与表达。不同语言以其独特的语法和句法规则，为知识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框架。高度综合的语言(如拉丁语、俄语)通过丰富的形态变化来标示语法功能(如格、性、数、人称)，从而降低了对固定语序的依赖(Comrie 1989)。相比之下，汉语则更依赖语序、虚词及语义关联来组织知识，其逻辑关系往往隐含于篇章层面(王力 1980)。这种结构差异不仅影响知识的表达，更潜在地影响了思维习惯和推理模式，尽管影响强度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翻译过程中必须意识到这种差异对知识建构产生的影响。
2.2.2 语言对知识传播的双重效能
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语言既充当桥梁，也可能成为壁垒，其走向如何取决于共同知识的重叠程度(Neubert & Shreve 1992)。英语作为当代国际学术交流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知识流通的效率。据统计，Web of Science或Scopus等国际权威索引收录的期刊，其发表的论文主要以英语为主，这使得西方世界的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进入国际学术视野，然而这种语言霸权也带来了知识传播的不对称性(Curry & Lillis 2018)。非英语语境下的知识，特别是那些包含文化专属概念的本土知识，在向外传播时面临严重阻碍。例如，非洲部落的传统生态知识或中医的“气”“经络”等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因文化缺省而遭遇意义损耗或扭曲(刘雨微 2025)。当译者无法弥合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在“共同知识”上的鸿沟时，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到显著影响，导致许多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
2.2.3 语言对知识拓展的创新驱动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通过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将源语中的本土知识、观念引入到目标语中，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新概念、新术语乃至新范式的诞生，因此目标语的知识体系会得到极大的丰富。例如，日语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汉字复合创造了“哲学”“社会”等大量新词，以承载西方新知(沈国威 2010：8)；中文近年来也通过翻译创造了“元宇宙”“大数据”等术语，这些新概念牵引出全新的研究领域(方梦之 2019；李宇明 2019)。术语的创新过程，实质上是知识在跨语言旅行中获得新生的体现。它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知识体系的重组与扩展，最终丰富人类知识的整体图景。
2.3 知识与语言的动态平衡关系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翻译过程中知识与语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既体现在知识对语言的引导和塑造上，也体现在语言对知识的承载和限制上，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
一方面，知识与语言之间需要相互调整与适应，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根据源语知识所在的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进行调整，使目标语文本既能准确传达源语文本中的知识，又符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知识与语言之间是共同进化的，随着翻译活动的不断进行，新的知识不断被引入目标语文化之中，同时目标语的语言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以适应新的知识表达需求。这种共同进化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使不同文化之间的知识能够相互借鉴与融合(梁林歆、王迪 2023：41)。
3. 知识翻译实践的优化路径
理解知识翻译的过程以及明晰知识与语言的相互关系，能为优化知识翻译实践路径带来诸多启示。杨朝军和炎萍(2023：84-85)曾经指出，翻译在“知识采集—知识分析与加工—知识后果”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从知识翻译学视域看，知识加工的目的是实现更优的知识传播，而翻译是知识加工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会对知识传播的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将知识传播引入知识(再)生产这一过程，并将知识加工归入知识传播范畴。知识采集—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后果，这一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便是知识翻译实践的路径。那么，如何对这一路径进行优化呢？我们可以在这四个阶段的基础上，对知识传播路径进行精细化处理(如图2所示)。
在知识采集的初始阶段，译者需要系统性地采集源语文本资源，以构建多维度的知识储备。语言对知识具有表达、承载和传播等作用(梁京涛、张宏杰 2020)，这一语言学特质决定了译者在开展具体翻译实践前，必须系统性地完成源语知识体系的深度建构，完成跨学科、跨文本知识的量的积累，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实现知识重构的质的飞跃。
在知识分析环节，译者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而应层层递进、抽丝剥茧，突破源语外在形式的束缚，精准挖掘隐藏其中的核心知识，包括源语文本的意向性、接受性、信息性、衔接性、连贯性、情境性和互文性(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首先，从语法、句法及显性信息入手，解析文本表层结构(如主谓宾框架、逻辑连接词)，明确句子主干与衔接性(代词指代、重复词汇)，确保局部连贯；然后，深入挖掘语境与意图，结合文本的情境性(历史背景、作者身份)和互文性(引用、典故)，推断作者的隐性立场与写作目的。除此之外，要解构作者/原作的权威，肯定译者/译作的主体性、能动性(覃江华 2022)。在翻译实践的复杂进程中，译者绝非单纯的源语信息被动吸纳者。相反，译者应充分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多维度的思考范式，深入剖析源语承载的信息内涵。
在知识传播阶段，译者需对知识翻译的效果进行把控。知识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将源语知识转化为目标语知识，而是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为目标社会带来建设性影响(袁丽梅 2022)。因此，翻译过程需巧妙构思，译者应依据知识的不同特性，审慎挑选适宜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比如，面对科技翻译的刚性准则(如术语统一、准确等)和文学翻译的柔性准则(如传递情感态度、体现审美等)，译者应当仔细权衡、精准抉择，以提升知识传播的效率与质量。
在知识后果阶段，源语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将被重构为新的地方性知识，这一过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知识翻译本质上是“知识再语境化”的社会实践，其最终目的是要满足特定群体的认知需求与权力诉求。在此过程中，译者实质上既承担着知识生产者的重任，又扮演着权力协调者的角色：一方面，通过源语知识的移植与重构，参与目标社会的知识再生产；另一方面，通过话语策略，平衡地方性知识的权力分配。译者需秉持批判性思维，发挥自身能动性，妥善协调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博弈。同时，在目标语社会的知识生态构建中，译者要明晰自身角色，肩负起应尽之责，使翻译真正成为促进知识民主化与社会公平性的力量。
在知识翻译的四个阶段中，译者可提升其在知识再生产中的实践能力。在知识采集阶段，译者可通过建立多维度的知识网络，从基础的语言符号到各类知识体系，为翻译实践奠定系统性的认知基础；在知识分析阶段，译者采用“表层结构—深层语境”的分析方式，挖掘文本的显性信息与隐性立场，同时通过解构原作权威激活主体意识，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阐释者；进入知识传播阶段，译者依据不同类型的知识特性来调整翻译策略，提升跨文化传播的精准度与受众的接受度；在知识后果阶段，译者的翻译实践将跃升至社会建构这一宏观层面，译者以知识生产者身份，介入目标语社会的知识生态塑造过程，成为推动知识再生产、知识民主化的使者。整个过程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从译者认知深度的强化到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从翻译策略的调整到社会价值维度的拓展，形成从个体认知跃迁到社会知识重构的完整链条。
4. 结语
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准确理解知识翻译过程，深刻洞察知识与语言的互动关系，对优化知识翻译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知识如同一根坚韧的丝线，贯穿源语理解、双语转化到目标语生成的翻译全过程，多维度塑造译文品质，是译者在专业成长道路上必须持续挖掘与积累的宝贵财富。而语言则似一座坚实的桥梁，连接翻译从源语认知、转换至目标语构建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影响译文质量，是译者在翻译生涯中必须不断探索与强化的关键要素。通过在知识采集、分析和传播阶段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方法，译者可以更好地发挥翻译的知识生态塑造和文化互鉴作用，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迈向新高度。
原文见:
黄敏、胡婷. 2025.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知识与语言的互动关系[J].当代外语研究(6)：175-18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