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俊博，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家翻译实践、翻译史。
内容摘要：张之洞以译资治、对译施治，是晚清国家翻译治理在地方践行的典型案例。本研究基于国家、翻译、治理的功能逻辑，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张之洞实施的翻译治理活动，归纳总结出委托代译、自营译务、合办译局、赞助译者、官派官销、兴学储才、翻译规制等治理路径，并指出才乏费绌、任重效速的现实环境是该治理路径的生成逻辑。文章尝试全方位勾勒晚清湖北翻译治理的路径图谱，探究其治理机制，为国家翻译实践之治理面向研究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关键词：张之洞；国家翻译治理；路径；生成逻辑
晚清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危局，急需进行全方位治理。“ 国家翻译作为国家治理的战略手段 ”（任东升、周忠良 68）参与晚清中央与地方建设。1889 至 1907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系统实施区域治理工程并取得斐然成就，其中就包括翻译治理。国内学者针对张之洞主持或支持的翻译活动已展开多角度论述，如翻译赞助（毛志文 41-45；苏艳 70-76）、国家翻译观（周忠良 21-31）、翻译机构（翟全伟 87-102）、译品（周俊博 72-81；74-81）等，但是尚未从翻译治理的视角展开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翻译、治理 “ 三位一体 ” 的功能逻辑，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对张之洞主持或支持的翻译活动进行共时考察，归纳他为实现自强求富在“ 以译资治” 和“ 对译施治” 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路径，揭示其生成逻辑，为国家翻译治理研究提供史学借鉴。
一、张之洞国家翻译治理的功能审视
张之洞在湖北设立译书局、学堂译书处、报刊编译处等机构，并与他省合办译局翻译西书，对翻译实施系统性治理，其治理功能涵盖合法性维护、管理规范、政策实施与形象塑造四个方面（Koskinen 488）。首先，该治理实践远非简单的知识引介，而是一项具有明确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工程。张之洞秉持 “ 中体西用 ” 的指导方针，试图在不动摇清廷专制政体根基的前提下，通过翻译引入西学，为既有统治注入现代性要素，以强化其治统合法性。其次，他通过设立官方译馆、制定译书章程、培养制度化译者，实现了对翻译选材、人员、话语以及传播渠道的规范化管理，使翻译成为国家主导、符合治理需要的知识生产活动。再者，张之洞借助翻译将西方知识转化为本土治理可资运用的符号资本，直接推动 “ 求强求富 ” 等洋务政策的实施。无论是矿务章程、军事操典还是新式教材的译介，其成果均迅速转化为近代工业、军事及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指南。此外，在形 象塑造方面，张之洞通过翻译构建了双重叙事。对外译介法律与外交通例，塑造一个力图遵循国际规则、融入近代体系的主权国家形象；对内则宣扬“ 西学中源”“ 师夷制夷” 的话语，将清廷塑造为文化守护者与中兴引领者。
张之洞的对译施治活动作为系统性工程，深度嵌入晚清国家治理体系，在启迪民智、规范知识流动、推进洋务实业、重塑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这些活动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张之洞翻译治理实践的核心内容，同时也为深入剖析其治理路径奠定了扎实的史实基础。
二、张之洞实施翻译治理的路径
“ 路径 ” 比喻办事的门路、办法。翻译治理路径指在经由翻译开展治理或者对翻译实施治理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张之洞实施翻译治理采取了多种路径，如委托代译、自营译务、合办译局、赞助译者、官派官销、兴学储才、翻译规制等。
2.1 委托代译
委托代译是张之洞早期实施翻译治理所采取的路径之一。根据翻译对象，可分为代译书籍和代译报刊。根据翻译地点，可分为在国内代译和在国外代译。
国内代译始于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期间。1886 年他在广州设立书局，计划把外国人及华人所撰书籍中有关洋务、边防、海防等内容择要编辑成书，并委托他人在上海译述（吴剑杰 168）。担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按照体例拟定了 12 类图书，聘请上海格致书院学者王韬依类广泛收集、挑选、编纂外洋书籍，另复聘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布茂林（Charles Budd）等广购西书，择优翻译。1892 年 6 月，由王韬与傅兰雅等在上海编译的夷务类图书《洋务辑要》完成初稿。该书稿有数百卷，由沪寄鄂后由主事杨楷、贡生华世芳、训导王锦荣等人删繁补漏、再次编纂，以方便志士学人阅读。张之洞把译书重任放在上海代译有两个原因，一是培养能翻译各领域图书以及重要公文、法律文本的上等翻译人才需要十年时间，而译书作为救时之急务，无法等待十年待湖北译才众多时才予以实施；二是彼时上海有大量的书商和好事文人，可以翻译西学书籍，不但图书销售量大，而且译品还有利于国家（张之洞 157）。
张之洞认为译书有三个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让出使大臣在所驻国选译重要书籍（陈山榜 220）。他期待译书速成并且认为在中国难以译出西书精要，因此在上海请人代译的同时，还委托驻外使节在国外寻找译才翻译西书，建议出使大臣招募外国译员为正翻译官，精通洋文且汉文功底深厚的使馆随员与留学生充当副翻译官，汉文功底深厚但洋文不精者担任助理翻译官。1891-1892 年，张之洞两次致电驻俄大使许景澄，恳求务必分门代译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等 12 类最为紧要的书籍（吴剑杰 319-325）。1897 年他致电驻日公使裕庚，恳请专派 1-2 名翻译人员代译东洋报刊中有关中国政事、学术的重要资讯（513）。1901 年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拟请朝廷颁布法令，让出使日本大臣多带随员、学生与经费，大规模搜罗日本重要书籍并分门别类予以翻译，译完后随时邮寄回国出版发行。委托代译虽然可以快速完成助力洋务的翻译项目，但却过度依赖他人，让张之洞失去了营办译务的自主性。
2.2 自营译务
自营也叫自主经营或独立经营。自营译务指翻译实践发动的主体和实施主体利用自身的翻译条件，独立筹划、组织和管理翻译活动，并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张之洞在机构、学堂、报刊三个层面开展自营译务活动，可分为在鄂自营与在沪自营。在鄂自营指张之洞基于以上三个层面在湖北境内独立开展翻译活动。在沪自营指张之洞奉旨在上海设立译局，翻译各国矿章。
张之洞成立译书局、官书局、学务处等官方机构负责西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为博通时务、熟悉洋情，1894 年张之洞创设湖北译书局，并在国内外广聘译才到译书局翻译西书，如蒋煦、大原武庆（日）、木野村政德（日），瑞乃尔（Schnell Theodore. H）等，编译出版了《新编童蒙养正教育学》《致格学丛书》《化学全书》等书籍。1896 年张之洞设立湖北官书局选刻中西图籍并选译外国报刊，印行了军事教材 “ 湖北武学 ” 丛书以及《最新自然地理学》《重译财政学》等近 10 部西学书籍（阳海清、汤旭岩 302-303）。因湖北新学发展迅速、事务繁多，1902 年他设立学务处，对全省大、中、小学堂与民间私设各学堂以及出洋留学生稽查考核，另外在学务处附设编译局（陈山榜 412）。1905 年湖北学务处出版发行了由留日学生团体“ 湖北师范生 ”编译的“ 师范教科丛编”，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伦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法制经济学》《管理法》《学校制度》《学校管理法》等新学教科书。作为中位翻译主体，学务处等官方机构参与西书翻译，有利于翻译规范管理、政策实施与政府形象塑造。
张之洞建立学堂并附设译书处翻译新学教材。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建立的大学堂多达 19 所，其中文献明确记载附设译书处的有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1893年他奏请设立自强学堂，开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课程。1896 年自强学堂改课方言并附译西书（吴剑杰 481）。张之洞认为北京同文馆主要翻译交涉、公法类书籍，上海广方言馆主要翻译武备、制造类书籍，而随着商务兴起、铁路将开，自强学堂应该翻译商务、铁路类书籍，另外还要把种植、畜牧类图书，以及西方治国养民之术翻译出来以资参考。鉴于湖北是南北枢纽，地理位置重要，1896 年张之洞设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讲堂、操场两类课程以培养军事将领。此时正值甲午惨败、德国崛起为一流军事强国，师德军事教育在中国蔚然成风。张之洞从德国兵部聘请军官到湖北武备学堂担任教习，操练德国军操，另外从广东、天津学堂挑选中国教员来鄂，与德国教习一起翻译德国军事著作。1900 年由湖北武备学堂编译的 “ 湖北武学 ” 丛书 26 种 32册由湖北官书处出版。该丛书对德国陆军学术进行了系统介绍，内容涉及体操、测绘、帐篷、打靶、地势、炮台、修路、沟垒、营垒、侦探、造桥、电报，以及步队、马队、炮队战法等军事理论知识（周俊博，《军事教材< 湖北武学 > 翻译考》 77），标志着对德军事著作翻译达到新高度（孙立峰 59）。
张之洞设立报馆并附设译书处翻译洋务资讯。他把 “ 阅报 ” 提到 “ 应敌制变之术 ”的高度（刘望龄，《张之洞与湖北报刊》46），认为志士文人开报馆，译洋报，博议内政、外事与学术，可以宣国是、达民情、扩见闻、长志气。张之洞先后筹办了《正学报》（1898）、《湖北商务报》（1899）、《湖北官报》（1901）、《湖北学报》（1903）、《湖北教育官报》（1905）、《两湖官报》（1907）等报纸。其中《正学报》设“ 译报”栏目，选译东西各国报刊重要信息（刘望龄，《湖北报刊史事长编》 17）。《湖北商务报》以 “ 开商智、振商务 ”（28）为宗旨，设 “ 译东报 ”“ 译西报 ” 两个专栏，内容多译自日本、美国，如《中外商业日报》《大阪朝日新闻》《通商汇纂》《字林西报》《美国格致报》《银行月报》《日美通商报》等。另外湖北商务报馆还翻译出版商务书籍，如《日本大银行章程》一卷、《印度茶叶纪要》一卷、《印度商工业之四大种》等。《湖北学报》由湖北学报馆主编，湖北学务处主办，每旬出一册，登载教育章程、奏章和湖北学务情况，并广泛译载日本有关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外交学论说。《湖北官报》是湖广总督署机关刊物，由张之洞亲自制定创刊宗旨、条例。《湖北官报 凡例十则》规定，对外国报章中涉及政法、学校、兵事、财用、实业、交涉等内容，要仔细译录，以启迪民智（91）。报馆开设专栏译外报、传新学，将张之洞在湖北主持的翻译实践扩展至报刊媒介领域。
在湖北自营译务的同时，张之洞还在上海设立译局翻译各国矿章。晚清中外资本争夺矿权引发纠纷，为了明确矿权归属，规范矿业开发，给中国修改矿务章程提供参照， 1902 年 7 月张之洞奉谕翻译各国矿务资料。他在上海设立译局，聘请译员，购买欧美矿章，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翻译。次年 12 月，各国矿章翻译完毕，纂成中国矿务正章七十四款，附章七十二条，包括煤矿定律、矿务册记、矿务章程、矿例等文本，共计12 册。该矿务章程经商部左侍郎伍廷芳与张之洞亲自复勘，四易其稿，然后奉旨呈交外务部、商部，重审后再向皇帝奏闻（吴剑杰 907-929）。矿章翻译是张之洞在异地整合翻译资源，以译资治，助力国家矿务立法的典型案例。
2.3 合办译局
江楚编译书局由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于1901 年10 月在南京合办。庚子巨变后，培养新式人才成为国家共识，各类西式学堂在湖广、两江蓬勃兴起，此时传统教材不能满足新式教育需求（陈山榜 413），编译教科书因此成为最为紧要之事。张之洞认为教科书编译着手极难，于是同年 12 月派罗振玉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堂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监督管理教材编译事宜。另派自强学堂汉文教习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以及两湖书院训导刘洪烈等人随行，将日本最新出版的各层级普通学教科书悉心采购、参考编译。罗振玉一行赴日搜罗的教科书是江楚编译书局教科书编译的主要原本（王晓霞 40）。该编译工作包括编纂和翻译两种形式，编纂主要由缪荃孙等主持，翻译主要由罗振玉及其弟子在上海负责。江楚编译书局翻译了 53 种新式学堂教科书，涵盖历史、伦理、军事以及自然科学等内容，其中译自日本的教科书有 50 种，占译书总数的 94%，另有部分教科书译自英文，但数量不多。虽然江楚译书因故多次未能通过学部审查，但湖广、两江携手译书兴教仍是晚清区域合作开展新知识生产、译书治国的典范。
2.4 赞助译者
张之洞不遗余力地赞助翻译（苏艳 70），以便能整合资源，翻译出更多的书籍。他把图书译者和西报东译营办人作为赞助的重点对象，主要资助他们从事翻译活动、出版译品、创立译报。1889 年张之洞上奏朝廷，电请邹代钧离京赴鄂主持舆图学，资助其 4000 金译印地图。1895 年资助李提摩太和蔡尔康 1000 元翻译《泰西新史揽要》，1896 年再次捐助 1000 元银资助李提摩太译辑《列国史鉴》。张之洞热衷于赞助报刊的创立与营运。例如《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该报由梁启超主笔，提倡变法图存，翻译了大量的域外新知。1896 年张之洞捐白银 1500两助力筹办《时务报》。另外《农学报》由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是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刊物。1897 年 8 月张之洞向该报捐款 500 银元。1899 年《农学报》支度不给，难以为继。张之洞致电罗振玉迁报入鄂，并设立上海译绘分局，所有经费开支由湖北承担。1905 年湖北留日学生组织“ 湖北法政编辑社” 在东京编译法政丛书“ 法政丛编”，湖北学务处专门拨款三千元资助该丛书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80）。张之洞利用国家资本，对国内外翻译实践中的低位主体予以赞助，有意识地推动着晚清西学东渐的进程，体现了国家立场。
2.5 官派官销
以官派官销的形式促进译品发行是张之洞惯用的对译施治手段。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外省报刊在省内以免费或收费方式官派官销。免费方式如 1896 年 9 月他颁布《饬湖北全省官销 < 时务报 > 札》，拨官款 1152 元订购《时务报》288 份，免费发给全省所有文武大小衙门、局、书院、学堂阅览。收费方式如1897 年8 月他饬令湖北道、府、州、县购阅长沙《湘学报》与上海《农学报》。规定大、中州县购《湘学报》3 份，小县购 1 份，发给书院学生阅读；大州县购《农学报》10 份，小县购 3 份，发给绅士阅读。第二，湖北报刊在省内官派官销、省外代销。收费案例如1899 年5 月发函湖北各级衙门购阅《湖北商务报》，同年 9 月致函江苏巡抚鹿滋轩请其代为派购，并将该报已经发行的第 1-14期每期 353 份共计 4942 册直接寄发江苏派销。免费案例如《湖北官报》自 1905 年 4月创刊起，一直以官派官销的方式派发省内州县以及邮寄各省官商，不收取任何费用，经费由善后局筹措专款，一年开支 2 万金，直至 1911 年辛亥武昌革命爆发而停办。第三，境外译书在湖北境内免费官派官销。如 1906 年“ 法政丛编” 丛书在东京印刷完毕，即刻呈缴一千部给湖北官方，由学务处颁发各府、厅、州、县，分配给各学堂。可见张之洞配置国家人力、财力与制度（韩淑芹 83），官派官销译品，以启迪民智、富民强国为第一要义，并不把追求市场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具有自发、自主和自利三重属性，是典型的国家行为。
2.6 兴学储才
翻译人才培养是国家 “ 对译施治 ” 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是译事的具体实施人，拥有译者才能掌握翻译的主动权，对译事施加影响。张之洞认为，翻译人才有四等：仅能翻译市井应酬语的人不入等，能翻译一般公文书信的人为下等，只能翻译自己擅长领域专业书籍的人为中等，能翻译各领域书籍以及重要公函、法律类文书的人为上等。培养下等译才需要三年时间，中等需要五年，上等需要十年。张之洞采取多种路径培养翻译人才，措施之一是设立语言学校。1893 年他开办自强学堂，设方言课程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在《劝学篇》“ 益智第一 ” 章节中，张之洞（127）指出开办同文、方言馆的目的就是为了“ 教译”。1896 年自强学堂改课方言，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每门招学生 30 人。其中英文、法文由中国教师授课，德文、俄文由外教授课。学堂给学生提供食宿、书籍、笔纸，每月还给膏火费五元。学生报考自强学堂，必须汉文功底好，熟读儒书，志趣端正，方能入选。由此可见，张之洞培养译才，不仅注重 “ 博西 ”，还强调 “ 通经 ”（周忠良，《国家翻译观及生成逻辑》 21-31）。措施之二是广派游学，利用国外语言环境提高学生外语能力，并鼓励他们“ 多译东西各国书 ”（转引自吴剑杰 697）。例如在此倡议下，留日学生借助优越的翻译环境与独特的双语言、文化优势（周俊博，《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 74），把关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农业、法律等各领域书籍大量译介到中国，助力国家治理与发展。
2.7 翻译规制
张之洞通过制度化形式对翻译活动实施多维度规制，包括制定翻译政策、强化翻译规划、实施项目管理（周忠良，《国家翻译治理初探》 30-37）。首先，他把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作为洋务实践总方针，主张在借鉴西方科技之术时，要用中国伦常经史之学形塑国民心性品质。强调要尊圣道、护皇权，在翻译内容上如有妄为矫激之说、毁纲乱政之句（陈山榜 435），要从严禁阻。在翻译方向上确立 “ 以德为师”“ 以日为师”的政策指引。鼓励举贡、生员、留学生译外国有用之书，荐奖译才（苏艳 73），如奖以实官或虚衔，赋予译者制度化身份。其次，他对翻译的文本进行前瞻性的管理与规划。例如 1898 年派遣姚锡光、张彪、黎元洪等前往日本考察学校章程，规划将政治学、法律学、武学、航海学、农学、工学、山林学、医学、矿学、电学、铁道学、理化学、测量学等各学科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等各种课程，购取章程回鄂，译后借鉴。翻译规划提升了晚清湖北的翻译产能与效能，使译事管理组织化、计划化、制度化（周忠良，《国家翻译治理初探》 35）。再者，他还对翻译项目实施工程化管理模式。例如在翻译 “ 湖北武学 ” 丛书时，制定了 “ 口译 → 笔述 → 绘图 →校订 → 复校 → 审核 → 定稿 ” 的规范化翻译流程。该书扉页印有 “ 督楚使者张鉴审 ”字样，表明翻译流程中的审核环节由张之洞本人亲自把关。张之洞对译施治，不但规范了译者行为，提高了翻译质量，还让晚清湖北翻译活动有序展开。
三、张之洞翻译治理路径的生成逻辑
张之洞在区域治理中打了一套翻译治理的组合拳。这套组合拳跨越时空，构成事件网络，以不同路径践行着 “ 以译资治 ” 和 “ 对译施治 ”，具有自身的生成逻辑。
3.1 译才难得，经费支绌
张之洞在晚清湖北翻译治理中碰到的难题之一是缺译者、缺经费。鉴于培养合格译员需要十年之功（张之洞 157），只有整合省内外、国内外资源，汇集中外智慧才力，才能化解译才匮乏之困。化解之法有 “ 走出去 ”“ 引进来 ” 两种模式。在国内代译、在国外代译、在上海设立自营译局翻译矿章，都是走出去整合省外、国外译才的具体路径。由于国家翻译实践工程融 “ 翻译、编辑、出版、宣介于一体 ”（任东升 56），所需经费庞大，因此与两江合办译局，可部分纾解经费支绌之困。张之洞从国内外聘请了大量译员来鄂营办译务，据苏艳（70）统计，中国译员有 36 人，洋译员达 10 人，而实际未被统计的人数还有不少。他们是湖北机构、学堂、报刊自营译务的生力军，充盈了晚清湖北翻译治理的译者力量。
3.2 西书浩繁，力省速效
张之洞在晚清湖北翻译治理中碰到的难题之二是任务重、时间紧。因为西学邃密，西书浩繁，把各国最新出版的精要之书翻译为中文（陈山榜 130-131），任务尤其艰巨。在国势危急、救国如救焚拯溺的情况下，翻译西书期盼力省速效，以便能在短期内兴洋务、去时弊、富国强兵。鼓励私人机构参与译书，给译者提供赞助，资助他们翻译、出版，这些都是借力使力快译书、译好书的有用方法。对翻译机构、翻译流程加强监管、规制，有利于翻译活动沿着既定的目标行进，提高翻译效率。以 “ 非市场化 ” 的官派官销形式促进译品发行，可以让最新生产的知识快速传布，扩大启民智、振民心的传播效果。办学堂培养译才，将域外新知随译随刊，更能多快好省地深入推进湖北区域治理。
结论
翻译在晚清时期被当作会通超胜、知晓夷情、富国强兵、变法图强的战略武器。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经由翻译实施区域治理，是晚清国家翻译实践在地方践行的典型案例。在才乏费绌、任重效速的情况下，他通过整合省内外、国内外资源，以委托、自营、合办、赞助、派销、储才、规制等多元路径，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国家、翻译、治理 “ 三位一体 ” 的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张之洞翻译治理应晚清国家治理与两湖治理需求而生，经费来自于国库，译品惠及全国，具有巩固晚清政权、强化意识形态、推动文化转型等治理功能，有着鲜明的目的指向性与功能导向性，是一种国家行为。
本文转至：周俊博，张之洞国家翻译治理路径及生成逻辑，《外国语文研究》2025年第6期。